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发展中国家除谋划经济复苏外，还需应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极端天气事件所导致的风险加剧，以及对政府风险处理能力公信度的下降。

疫情影响下，人们不禁质疑现有政府体制的韧性以及政府如何设计发展政策和何以通过扩大创新来造福社会。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是，传统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机制不足以直面挑战。

单一的解决方案也行不通，但“任务驱动型”决策可助一臂之力。传统型决策侧重于识别由小部分政界人士和专家所界定的问题和解决方案，通常未充分考虑此类政策对子孙后代或社会发展其他方面的影响。

就任务驱动型决策而言，政府旨在解决整体战略导向和政策协调不足及政策组合零散无序的问题。

就任务驱动型决策而言，政府旨在解决整体战略导向和政策协调不足及政策组合零散无序的问题。

以下是推进任务驱动型决策的三种途径：

1.设定关于经济发展的共同愿景和任务。关键性挑战通常包括缺乏共同和一致的长短期愿景和任务。比如说，某国计划在大力推进气候议程的同时，将本国的经济复苏立足于自然资源的开采，并将资金投向采矿业、工业能源密集型加工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要在坚持走低碳增长道路的前提下实施上述自然资源密集型和产业驱动型经济复苏计划，该国需重新思索如何才能可持续地开展相关工作。这要求采用可持续的采矿方法和可持续的建筑材料，在建设过程中遵循再利用、减量化和可循环方法，在自然资源加工时也要按此方法提高可循环度。

还需对劳动力进行培训，并向私营部门释放信号，表明必须打破常规，采用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除此之外，以下几点也势在必行：新的采购政策和税收激励；央行需通过地方银行深入发展支持绿色技术的金融产品；教育课程要培养能够识别和运用相关创新成果的人才。有人可能会说上述方方面面的工作都已经成为现实，但实际上，它们完全不成体系，而且规模太小、进展缓慢。

2.促进利益相关方利益的协调一致，给技术转让以激励。在这点上，任务驱动型决策恰恰可以派上用场。如可将任务设为“终结碳密集型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这样一来，所有利益相关方就能明晰方向，还促使政府创建共同协作的竞争环境，携手实现共同目标，在研究和创新政策领域尤为如此。

这也促使利益相关方重新思索政府在经济社会中作为社会问题塑造者而非解决者的能力及作用。该方法注重结果，将权力下放，减少官僚主义，倡导政府内外的竞争。其实，这并非新方法，早在登月任务中就实践过，促成了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协作与创新。以往的经济发展历程中也曾以任务为驱动，比如，德国风力涡轮机行业的大规模发展，韩国内存芯片生产和爱沙尼亚“电子居民计划”（E-residency）等。

欧盟委员会近期委托开展了一项研究，列出了32个国家正在进行的137项任务导向型研究和创新举措。经合组织提供了在线看板，内有任务导向型政策的相关示例供浏览。

以瑞典政府为例，其设定的目标是为所有公立学校提供健康可持续的午餐。决策者采用可持续的公共采购做法发布招标公告，明确给出了“健康和可持续”的内涵及标准。这向私营部门发出了信号，促使其对自身的供应链进行反思。该任务推动了食品行业的创新和供应链的本地化，不仅对当地就业和碳足迹产生了影响，最终还改善了学校午餐的质量。

3.利用可持续公共采购和现有的资源封套。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一些新兴经济体取得了很大成就。它们极其擅长将经济政策紧扣“通过结构性改革政策追赶前沿技术”这个总体目标。各经济体政府都投入了资源，但问题是，这些资源确实有助于解决重大发展挑战吗？为把资源用到实处，可调动发挥可持续采购做法的关键作用，并与政府的长期脱碳战略联系在一起。

政府采购产品和服务，对金融等行业进行监管，并提供公共服务。上述这些均属于已配置资源。调动国内资源关乎发展能否成功推进，但问题依然是，相关资源的投资利用够明智吗？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研究表明，以工业化促结构改革是新兴经济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这里的“工业化”指提高本国货物和服务的产能，促进技能和能力的持续提升。

如此一来，任务起到关键治理工具的作用，将国内行为体和资源调动起来，在牢记基本社会挑战的同时把工作重点放在增强生产能力上。泛美开发银行的一份报告称，拉美国家业已实行了几个这样的举措，包括推动采矿行业的绿色转型和解决肥胖问题等。

伴随着疫后复苏，亚太地区迎来了窗口期，借此机会应将任务导向型方法用于决策，将重心重新回到应对国内挑战和提高本国能力上。

本博文与发展从业者和政策制定者在亚洲开发银行第55届年会上的讨论有关。

作者：亚洲开发银行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局顾问兼知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苏珊·罗斯（Susann Roth）；伦敦大学学院创新与公共目的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创新和公共治理）雷纳·卡特尔（Rainer Katt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