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与答:全球经济是否处于衰退边缘?

阴云密布:主要经济体极有可能陷入衰退。图片来源:西米恩·马勒(Simeon Muller)
阴云密布:主要经济体极有可能陷入衰退。图片来源:西米恩·马勒(Simeon Muller)

By Matteo Lanzafame, Irfan A. Qureshi, Arief Ramayandi, Marcel Schröder

亚洲开发银行(亚行)经济学家马泰奥·兰扎法梅(Matteo Lanzafame)、伊尔凡·库雷希(Irfan A. Qureshi)、阿里夫·拉玛扬迪(Arief Ramayandi)和马塞尔·施罗德(Marcel Schröder)解答了全球经济是否会真的陷入衰退及其对亚洲的影响等问题。

由于多方面原因,本年度全球需求持续走弱,衰退风险不断攀升。若发达经济体陷入衰退,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也将无法幸免。鉴于此,本地区决策者需要密切监测并审慎应对充满挑战的经济环境,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保持经济增长。

“全球经济衰退”尚未有明确的定义,但这一术语可泛指全世界多个经济体同步出现国内生产总值(GDP)或人均GDP负增长,同时伴随着全球经济活动的各种其他指标普遍下降。世界经济鲜少出现年度负增长。自“二战”以来,仅有两次,分别发生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年。

发达经济体尚未陷入衰退,但其增长前景已经恶化。今年,美国经济在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后,在第三季度由负转正。原则上,这通常被界定为“衰退”的范畴。即使增长为负或放缓,但就业增速仍相对强劲,失业率保持在低位。然而,今后一段时间,美国的经济增长将继续低迷,因为美联储持续快速收紧货币政策,叠加全球需求愈发疲软,势必将减缓经济活动。

除美国外,其他发达经济体也在大幅放慢增长速度,并且极有可能在2023年陷入衰退。特别是欧洲大部分地区,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将出现负增长。这主要缘于俄乌冲突导致能源价格高企,天然气价格更是暴涨,持续加剧通胀压力。为遏制通胀水平持续上升的势头,欧洲中央银行激进上调利率,而这将进一步抑制增长。

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全球进入货币紧缩周期;二是俄乌冲突对经济的附带影响或将激化。

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的中央银行都面临着通胀日益加剧的问题,所采取的应对之策都是不断加息。遏制通胀压力是必要的,但全球同步加息则意味着货币紧缩周期的开启。这加大了对全球流动性的负面影响,因为不同经济体同步提高政策利率会相互强化紧缩对全球金融状况的影响。而且,央行的做法还存在“过火”的风险,低估了其相关措施对通胀的影响以及对实体经济的收缩效应。

与此同时,不能排除俄乌冲突对经济的附带影响会有所激化的风险。事实上,此等风险不可谓不大,从9月底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海底管道发生泄漏,到11月中旬波兰境内突遭导弹袭击,即可见一斑。全球油气价格,特别是后者,或在高位继续徘徊,甚至有再次飙升的可能,给全球通胀前景蒙上更多阴影。

美国和欧元区经济衰退对亚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贸易领域。2021年,本地区约29%的商品出口流向这两大经济体。

有可能产生多重影响。首先,美国和欧元区居民消费下降,将对亚洲的出口前景产生不利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韩国和新加坡等开放型经济体将受到较大影响。其次,中国约有30%的商品出口到欧美,其增长放缓将进一步压低从亚洲其他地区进口的需求,破坏本地区的生产链。

部分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也可能因资金转向而受到影响。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时,投资者通常会寻找避险资产,由此导致新兴经济体大量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而这会引起输入型通货膨胀,打击消费者和企业信心,致使宏观基本面较弱的经济体国际收支恶化、偿债困难。

加息对贫困人口的伤害最大。一方面,如果本地区中央银行为应对美国货币政策紧缩而诉诸于加息手段,那么国内将遭遇流动性紧张,增长也将按下“减速键”。另一方面,美国利率水平的快速上升有可能触发资本流动逆转和货币贬值,甚至是通胀飙升——这同样有损于增长前景。无论是哪种情况,总体经济状况都将走下坡路。不幸的是,这一旦成为现实,贫困人口将首当其冲。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对策。对于每个经济体而言,要打好政策“组合拳”,必须平衡兼顾维持价格和汇率稳定以及促进经济持续复苏等目标。

为达成上述目标,亚洲决策者要通盘考虑,审慎抉择。在通胀水平不断攀升的背景下,准确评估疫情对生产能力的影响非常关键。如果经济体当前的经济活跃程度高出其后疫情时代的生产能力,则应当更多地考虑收紧货币政策。

反之,激进收紧货币政策的代价将相当之高,结果却适得其反。无论何种情况,货币政策的实施均应与审慎的财政政策做法协调配合,为最脆弱群体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障,并投资于发展回报率高的领域。

世界各国货币当局应加强协调,更清楚明确地沟通交流为抑制通胀将要采取的紧缩路线图,让决策者们更容易地优选出恰当的政策组合。

作者:亚行经济研究和区域合作局高级经济学家马泰奥·兰扎法梅(Matteo Lanzafame)亚行经济研究和区域合作局经济学家伊尔凡·库雷希(Irfan A. Qureshi)亚行经济研究和区域合作局主任经济学家阿里夫·拉玛扬迪(Arief Ramayandi)亚行经济研究和区域合作局经济学家马塞尔·施罗德(Marcel Schrö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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