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机构投资者潜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亚洲地区庞大的储蓄资金可能彻底改变基础设施建设的“游戏规则”。
亚洲地区庞大的储蓄资金可能彻底改变基础设施建设的“游戏规则”。

By Arup Kumar Chatterjee

共同基金、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等契约型储蓄机构可以带动投资,这些投资既能带来经济回报,又能创造社会和环境影响。

共同基金、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可以在推进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营利性投资方面发挥强大作用。

根据风险回报状况和流动性需求,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可以提供替代性融资,与银行融资形成互补。此外,由于机构投资者吸纳的流动资金少于其他资产,因而可以提供更优的定价和更长的期限。

基础设施建设债务的多元化性质增添了它对保险和养老金投资者的吸引力。多元化的国内投资者群体有助于增加交易深度,并扩大各行各业的投资选择范围。这有助于投资者通过开发对冲工具,分散投资组合,更好地管理风险。

投资者还可以通过优化债务资本结构来实现收益多元化。例如,由于非流动性溢价和预期损失率低,优先债能够提供有吸引力的估值。相比之下,次级债能够提供更高的绝对回报,且风险抵御能力与优先债相同。

另外,银行部门历来不为高风险活动提供融资,而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通过填补这一缺口,可以极大地促进经济创新,并有助于将投资重点从资本密集型增长转向无形资产密集型产业,满足服务型经济的需求。因此,国内企业要降低对留存收益的依赖,为投资提供资金。

同时,包括货币市场基金在内的共同基金等集体投资基金可以降低分散风险的成本。通过允许散户投资者轻松获得专业的基金管理服务,集体投资基金可以促进金融激励措施、金融市场、实体和机构在国家和国际经济运行中的作用,通常又被称为“储蓄理财化”。它投资期限较短,能促进价格发现并创造流动性。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它能够增强市场透明度、治理和信用评级功能,并有助于维持整个金融生态系统的活力。

2019年,亚太地区私人市场管理的资产规模达到了1.62万亿美元,预计到2025年将增至4.97万亿美元。

随着市场日趋成熟,本币储蓄池逐渐从银行部门分散到日益壮大的本币非银行机构投资者群体,包括现金和债务。机构投资者也以合格投资者的身份参与现货市场和金融衍生品交易,从而改善国家的整体风险配置和金融稳定性。这有助于增强国内市场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因为本土拥有成熟的国内机构投资者群体,能够使国际投资者感到安心。

亚洲的储蓄率非常高,所涉及的资金规模庞大,这意味着调动契约型储蓄就有可能彻底改变基础设施建设的“游戏规则”。

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等契约型储蓄机构在契约的基础上按期收取资金,并将资金投入长期证券,如公司债券、股票和抵押贷款,且这些金融证券将在机构必须履行契约义务时到期。

据普里奎茵公司(Prequin)估计,2019年亚太地区私人市场管理的资产规模达到了1.62万亿美元,预计到2025年将增至4.97万亿美元。因此,仅将5%的资金分配给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就足以产生重大影响。

在亚太地区,机构投资者的规模迥异。像新加坡这样的金融中心,超过50%的资产来自外资流入。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机构投资者的资产规模仅占GDP的约13%和6%。自然而然,拥有强大的国内机构投资者的国家更有可能吸引外国投资者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瑞士再保险(SwissRe)称,私人投资对于弥补基础设施融资缺口至关重要,尤其是考虑到机构投资者持有并管理的资产约为80万亿美元。然而,这些投资者参与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程度仍然极低,不足全球投资组合的1%。

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提供强大的经济刺激,发挥乘数效应,促进经济增长再平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投资占GDP比重每增加1%,投资当年的产出将增加0.4%,并在投资后四年内进一步增加1.5%。 

通过帮助机构投资者提高实力,有效引导储蓄进入金融市场工具,同时减少储蓄进入银行业,政府可以极大地促进长期增长前景,弥补住房、气候、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的巨大基础设施融资缺口。

由于基础设施资产具有较长的生命周期,投资决策必须与《巴黎协定》制定的国别和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保持一致。否则,投资决策带来的基础设施资产可能会在使用寿命结束前闲置。此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必须考虑投资对气候变化(如气温上升和降水水平变化)的抵御能力,避免出现意外后果,如中断向居民提供基本服务或者中断与此类服务相关的收入流。

鉴于契约型储蓄机构在协调储蓄方面的固有影响力,机构投资者有充足的实力进行影响力投资。而要促进契约型储蓄机构的发展,政府需要引导结构性投资,使之在取得经济回报的同时创造社会和环境影响。

作者:亚行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局主任金融行业专家阿勒普·库马尔·查特吉(Arup Kumar Chatterj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