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在疫后经济复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亚太各经济体政府早已开始出台刺激措施，并根据疫情状况不断推出力度更大的举措。相关政策因各经济体所面临的挑战而异，具体措施包括增加医疗卫生公共支出、提高失业救济、加强商业投资激励、直接为最弱势群体发放现金补贴等。

此外，多国政府推出了税收减免优惠政策。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对医务工作者的奖金和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还出台了一系列税收减免措施，加大了退税力度。印度尼西亚对年收入不超过2亿印尼盾的制造业工人免征所得税，并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税率。

鉴于2021年亚洲发展中地区的GDP增速有望反弹至7.3%，规划重建资产负债表并确保税收政策可持续发展正当其时。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增长会自动带来税收收入增加，但疫情引发了结构性变化：许多企业倒闭，还有一些企业脱离正规经济，其中有些企业是为了逃避纳税义务。

在印度，客运是受影响最严重的部门之一，2020年第二季度几乎处于“空转”状态。商用车销量暴跌，钢铁消费量下降一半以上。各个经济体都有部分工业部门因为技术过时或效率低下而被淘汰。即便经济复苏，有些企业也可能因为背负巨额债务和失去关键员工而无法重新开业。

在疫情暴发之前，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税收收入就不稳定且不可预测，普遍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大多数高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在亚太地区的部分发展中经济体，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接近或低于15%的基准，而15%通常被认为是可持续发展的最低标准。

例如，2019年孟加拉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9.1%，严重制约了该国增加公共支出的能力。尽管该国政府已采取措施加强税收征管，但效果并非立竿见影。印度尼西亚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010年的12.1%下降至2019年的11.1%，部分原因在于个人所得税税基狭窄、税务合规能力有限。

新的税收政策必须直面收入不平等问题，因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亚太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已呈扩大趋势，而在疫情期间，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剧。要解决这一问题，方法之一是在直接税和间接税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

取信于民是人人纳税的重要前提。

在亚太地区的某些经济体，增值税（也称为商品和服务税）和消费税等间接税往往占主导地位；而在该地区的一些发达经济体，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等直接税在税收收入中的占比更大。与间接税相比，直接税更适用于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因为直接税的累进范围更广，并且可将更多的税收负担分配到有能力承受的人身上。更合理地调整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重，更好地均衡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可以使税收政策更公平公正。

此外，取信于民是人人纳税的重要前提。通过“税收透明和信息交换全球论坛”，世界各经济体在为税收而弱化银行保密制度、增加税收主管当局之间信息交流等方面取得了进展。这有助于曝光隐匿海外资产的逃税者。然而，亚太地区在这方面仍然比较落后。

亚洲有多达19个发展中经济体尚未加入该税收透明全球论坛。甚至有更多的经济体（26个）尚未加入“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方案的包容性框架”——该框架旨在应对诸如跨国企业将其利润转移到低税或零税辖区之类的挑战。亚太经济体庞大的市场和不断增长的购买力使其对国际贸易和外商投资颇具吸引力，但也容易受此影响。因此，税收政策需要在鼓励投资和确保稳健公正的税收制度之间取得平衡。

经合组织正在开展的系列谈判可能会带来重大变化，迫使大企业根据经济活动所在地的标准纳税，并按最低税率缴纳。这可以有效终止激进的税收筹划和会计伎俩，防止企业利用避税天堂和低税辖区。亚太经济体需要参与谈判，才能影响最终的决定。

加强亚太地区内部的国际合作也至关重要。直至最近，亚太还是唯一一个没有论坛可供各经济体讨论税收政策与合作的地区。为此，亚行成立了亚太税务中心，意在为战略性税收政策对话、机构和能力发展、合作以及信息和思想交流提供平台。

此举旨在帮助亚太各经济体重建公平有效的税收体系，助其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疫后复苏。税务中心将主要关注税收战略、税收管理的数字化转型以及如何促进亚太地区参与国际税收框架。

通过优化税收，各经济体不仅可以在疫情之后支撑起资产负债表，还可以确保扩大税收基础、鼓励商业投资、促进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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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亚行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局局长兼首席合规官布鲁诺·卡拉斯科（Bruno Carrasco）；亚行反腐和廉政办公室主任约翰·韦尔桑特福尔特（John Versantvoort）；亚行公共管理专家（税务）三浦大辅（Daisuke Miu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