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而言，过去几十年，工业化支撑了亚洲的高速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但这种发展道路现在却变得越来越少见。 我们是否不应再把工业作为发展动能，而是让服务业取而代之？

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一样，亚洲大多数经济体的成功都离不开工业化推动——从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奇迹到新加坡、韩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成功崛起，皆是如此。

随着区域一体化、出口导向型和多元化程度日益深化，国内市场规模小所带来的制约有所缓解，工业化使生产率快速提升成为可能，并为非技能劳动者创造了稳定的就业岗位。在本地区，工作就业和资源配置均发生了从农业向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重大转变，伴随而来的是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和贫困发生率降至历史新低。

看到本地区一些经济体发展迅猛，亚洲应该不会有哪位政策制定者不想紧随其后。然而，传统的结构转型道路越来越与当前的发展轨迹不相适宜。目前，亚洲许多经济体正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没有大规模发展制造业。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其他经济体，工业化历程更是昙花一现。

这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工业既具备规模效应又可以“边干边学”，故能够大幅提升生产率，从而提高劳动者收入。此外，通过更快地为技能较低的劳动者创造薪水较高且安全的好工作，工业化有助于在更平等的基础上分配发展成果。

服务业则大不相同。在服务业中，劳动者通常从事生产率较低的活动。因此，工业部门规模化不足常被视作发展轨迹上的严重缺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要提倡工业政策。

号召采取政策行动的呼声通常是有必要的。中国和其他几个经济体在全球工业品市场上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使得其他经济体很难复制相同的发展道路。但在许多情况下，机构水平低下、生产力发展政策成效不彰、劳动力市场束缚、贸易联系欠充分等也成为工业化的绊脚石。

 

即使在全球激烈竞争的环境下，上述领域若取得明显好转，也可以提振工业活动，至少放慢去工业化的速度。因此，有必要加深对去工业化原因的认识，由此促进设计出恰当的政策。 发展战略不应忽视工业作为一大增长动能的作用。

话说回来，如果工业和服务业进一步此衰彼兴，那么问题是服务业能否创造出许多高生产率的工作岗位并相应地促进快速公平的增长。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传统观点习惯将所有服务类项目都统统划入一个大类，这其实有一定的误导性。服务业活动门类众多，而信息与通信技术、软件开发和数字金融等现代服务业提供与高生产率工业活动相似的生产率增长机会。

以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为例，两个经济体皆成功地从依赖工业的增长模式转向高生产率服务业驱动模式。尽管现代服务业潜力巨大，但对于亚洲大多数经济体而言，它仍未成为可观的增长动能。比如亚美尼亚的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经常占据新闻头条，但产值尚不足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

一些经济体可能更有条件通过中间服务业及其他服务业来推动增长。由于在边境难以向服务业征税，服务贸易的壁垒主要来自于国内法规。然而，这些壁垒大多适用于最终服务，而不是中间服务。因为中间服务主要面向企业，而非最终消费者；中间服务的出口主要受制于协调远处雇佣人员团队所面临的技术困难。

受益于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这些制约因素正在逐步消除，为中间服务出口创造机会。例如，印度消费服务业现吸纳三分之一的劳动力，这表明， 提高非贸易服务业的生产率也可以通向快速增长。

不断增长且日益现代化的服务业也可能带动其他方面的发展。与工业相比，服务业一般能源密集程度较低，且更易受到数字化影响。因此，倚重服务业的结构转型有望减少碳排放，促进绿色转型，甚至推进更宜居的城市化。

无论走哪条路，结构转型过程都将给亚洲的发展带来重大挑战。工业和服务业不同的演变轨迹可能阻碍也可能推动减少贫困、解决收入不平等、消除性别差距及其他发展目标的进展。

经济政策可在多个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一，减少市场扭曲或市场失灵对生产性发展的影响。无论是市场扭曲还是失灵，均会阻碍劳动力在行业内部和行业之间的有效再分配（如通过阻碍企业规模的扩大）。二，在生产率较高的工业和服务业活动中创造就业机会，如通过完善金融市场和纠正市场其他失灵解决创新活动的推出和兴起受限的问题。三，增强宏观经济稳定性，营造有利于做出有效的长期性投资决策的营商环境。

当前发展轨迹的性质在不断演变。要抓住其所赋予的机遇，政策措施必须与时俱进，因地制宜。这突出表明，在全世界朝着更绿色、更数字化的未来前进之际，必须更好地认识亚洲新增长格局的发展前景。

作者：亚行经济研究和区域合作局经济学家伊尔凡·库雷希（Irfan A. Qureshi）；亚行中西亚局金融部门主任经济学家若昂·佩德罗·法里尼亚（João Pedro Farinha）; 亚行经济研究和区域合作局高级经济学家马泰奥·兰扎法梅（Matteo Lanzaf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