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对各国人口和卫生系统造成了冲击，同时也给金融系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挑战和压力，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幸运的是，各国央行和财政部已经为远程办公做好了准备，制定了积极的业务连续性计划，尽管普遍预计此类安排仅针对短期业务中断的情况。

疫情的最初冲击表现为投资者转向优质资产，而随着流动性担忧的加剧，投资者最终转向现金资产。也就是说，随着最担忧的情况变为现实，投资者纷纷抛售其在新兴市场持有的债券和股票，争相购买避险资产，甚至是持有现金。

外汇汇率是可靠的投资者情绪晴雨表，2020年初的汇率剧烈波动表明，新兴市场的利差交易正被匆忙平仓。幸运的是，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下跌趋势在今年下半年出现了逆转。

在债券市场，由于短期利率下降，外国投资撤出，国内基金缩短期限，因此收益率曲线趋陡。然而，尽管央行可以控制短期利率，但长期收益率仍由市场决定，而且一直居高不下。印度就是这种情况：印度储备银行实施了量化宽松政策，将隔夜逆回购利率降至3.35%，而10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维持在6%左右。各国央行也不可避免地降低了准备金资产比率，共同努力向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在这种环境下，多元化交易根本不起作用，信贷产品在没有任何买家的情况下出现缺口，从而削弱了最近推出的储备管理策略。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各国政府推出反周期措施来保护就业和支撑国民经济，在税收收入锐减和借贷项目激增的情况下，公共部门融资面临着巨大挑战。国民核算的收入和支出同时受到冲击。尽管发达国家在使用电子支付方面实现了数字飞跃，但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报告称，随着投资者信心下滑，人们对实物现金（尤其是美元）的需求更大。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社会经济战略包括菲律宾的“四大支柱政策”，又称“巴彦百雅尼翰”（Bayan Bayanihan）计划，即向低收入家庭和中小企业提供紧急支援，扩大医疗资源，采取货币行动，以及实施就业复苏计划。

哈萨克斯坦继续改革其固定养老金缴款计划（基于智利模式和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允许从2021年1月起提前取出资金，以支付住房和医疗费用。

为大幅增加政府支出，泰国对其国家借贷计划进行了重新调整，使融资需求翻了一番，从2019年的1.163835万亿泰铢（375亿美元）增加到2021年的2.327214万亿泰铢（750亿美元）。

 

提供就业补贴已司空见惯，而到目前为止仍然棘手的是如何在防止病毒传播和保持经济增长势头之间取得平衡。发展中国家的央行大多无法获得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本央行或欧洲央行提供的货币互换安排，因此，它们对亚行和世界银行等特许融资机构的依赖也显著增加。

面对多次主权评级下调，投资者为规避风险，对新兴市场硬通货债券的兴趣很快消失，只有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等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能够在2020年二三季度从境外借款。这证明这些国家与投资者开展定期对话，并在国际债券市场有了良好记录。

危机期间，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继续对其金融市场进行创新。菲律宾和泰国成功发行了面向散户的债券，泰国也强调了一项新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借贷计划，乌兹别克斯坦推出了首只与离岸货币挂钩的主权债券，并获得了投资者的信任，尽管其三年期债券的票面利率高达14.5%。

印度尼西亚继续发行绿色伊斯兰债券，第三批7.5亿美元的五年期债券已于2020年7月发行完毕。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尼西亚还完成了52亿美元的贷款货币兑换，在欧元、美元和日元之间重新平衡其外币债务，同时锁定超低的固定利率。

亚行继续在本币方面进行创新，发行了首批蒙古图格里克和巴基斯坦卢比债券、哈萨克斯坦坚戈绿色和性别债券以及格鲁吉亚拉里和印度卢比新债。时隔12年，亚行第三次发行熊猫债，期限为五年，总金额高达20亿元人民币，此举再次凸显出深度参与流动性强的国内资本市场的重要性。

疫情表明，在处理投资者关系时，央行行长和公共债务管理者需要始终如一，保持借贷窗口的开放。运转良好的本币债券市场对债务管理战略也至关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过去一年看到，即使在疫情期间，创新和创造力仍然可以得到蓬勃发展。

作者：资金客户解决方案行业主任乔纳森·格罗夫纳（Jonathan Grosven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