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是衡量人口当中个体或家庭收入分配不均程度的一项指标。长期以来，收入不平等的决定性因素一直是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其根源则在于这种不平等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成本。

不平等可能反映收入流动性和机会的缺乏，有可能阻碍对教育和实体资本的投资，进而引发社会不稳定和经济增长放缓。虽然全球化、技术和金融发展是广为人知的经济增长驱动因素，但其效益不能平均分配到整个人口当中，因而也常常被认为与不平等加剧相关。

因此，当涉及消除贸易壁垒、鼓励研发或金融自由化等方面的政策时，决策者可能会面临经济增长与不平等之间的权衡取舍。我们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这种权衡取舍并非必须。

要理解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思考这些因素是通过哪些途径来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以全球化为例。大量证据表明，加大贸易开放力度可以提高生产率，此举不但可以促进增长，往往还能减轻不平等。

但与此同时，并非所有的收入群体都能平等受益，有些群体甚至会遭受损失。全球化往往会推动经济向专业化发展，各国和地区将更大份额的生产资源分配给更密集使用相对丰富的投入要素的行业——经济学家称之为根据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

例如，如果一国的技术劳动力相对于非技术劳动力更加充足，专业化将促进那些使用更多技术劳动力来生产商品和服务的行业增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将导致技术劳动力受益（例如薪资增长），而非技术劳动力收益减少，甚至遭受损失。这是全球化扩大收入差距的一种途径。

该研究报告的主要观点是，全球化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受经济开放程度的影响很大。所谓开放，就是消除对外贸易、投资和资金流动方面的显性或隐性壁垒，因而经济体的开放程度越高，贸易占GDP的比重就越大。这种关系会随时间推移而发生改变，当经济体的开放程度超过一定的阈值时，就会从消极转变为积极（反之亦然）。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于相对封闭的经济体，如许多新兴经济体，扩大贸易所带来的增长影响超过了专业化提高所带来的影响。因此，对于这些经济体而言，扩大开放有助于缩小差距——即无需在增长与不平等之间进行权衡取舍。而对于全球化程度高的经济体，如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情况则恰恰相反。

全球化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受经济开放程度的影响很大。

基于相同的数据集，我们还探讨了不平等、技术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和贸易一样，技术影响收入分配的一项关键机制取决于技术劳动力与非技术劳动力的相对收入份额。

要在生产过程中有效引入技术创新并加以利用，通常需要一定的知识和能力储备，而技术创新能推动对受过良好教育的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也使其相对受益更大。因此，技术变革虽然能够促进增长，提高平均生活水平，但由于其“偏向技能”的本质，也会推高工资的技能溢价，导致更严重的不平等，在大部分人口都是低技能劳动力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研究结果表明，我们所分析的新兴经济体大多数都是如此，这与经典的经济假说相符，即经济发展早期阶段总是伴随着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

作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金融的作用不言而喻，但金融发展的初始阶段可能会加剧不平等。当金融部门还不成熟时，信贷限制往往会阻止低收入个人对人力资本积累或商业活动进行最有效的投资，同时固化这样一种机制：只有更富有的主体才能负担得起高成本的投资，从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中获利。

我们的研究显示，只有越过金融发展的最低水平——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目前尚未达到——金融创新才能普遍放松信贷限制，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更平等的收入分配。

我们的分析还揭示了城镇化在影响国家内部不平等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在新兴经济体，其影响更显著，因为城乡迁移往往是通过将劳动力重新分配到更先进的城市部门来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城镇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主要取决于农村移民如何分享大城市提供的经济机会。有证据表明，对于大多数新兴经济体而言，城镇化进程加快所带来的好处仍然大于其在扩大不平等方面的影响；而发达经济体的情况则恰恰相反。

我们的研究结果对亚洲及其他地区新兴经济体的决策者尤为重要，因为在这些地区，旨在推动金融发展和技术进步等关键增长引擎的增长战略也可能导致收入差距加剧。可以通过减少信贷限制的影响并增加技术劳动力的供应，从而提升金融包容性、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这类政策干预可以改善经济增长与不平等之间的平衡关系。

作者：亚行经济研究和区域合作局高级经济学家马泰奥·兰扎法梅（Matteo Lanzafame）；博士后研究员安东尼奥·弗朗切斯科·格拉维纳（Antonio Francesco Grav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