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以来，亚洲一直是世界上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亚洲经济体共同努力，建立强大而有韧性的经济，使数百万人口摆脱贫困。

其中一项举措是，在本地区内发起多个经济合作倡议。这些倡议通常被称为“次区域”倡议，目的是把历史、文化或种族关系密切的邻国聚集起来，携手应对共同的需求和挑战。目前，亚洲已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大湄公河次区域（GMS）、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盟）和南亚次区域经济合作（SASEC）等倡议。

此类次区域合作倡议激增，反映了亚洲多轨道、多速度的合作方式；也反映了亚洲“自下而上”的一体化方式，而不是欧洲“自上而下”或“机构主导”的一体化方式。由于亚洲各地存在多样性，这些倡议均按自己的节奏推进，并专注于其认为本身特定群体所面临的更重要的挑战，各行其道。

在过去二十年里，CAREC和SASEC分别调动近400亿美元和140亿美元投资，用于推动交通运输网络、贸易便利化、经济走廊以及能源贸易与安全发展。自1992年设立以来，GMS已动员超过200亿美元资金，投入农业、能源、环境、卫生、旅游、交通运输和贸易便利化等领域的区域项目。

GMS国家之间的贸易额从2000年的260亿美元上升到2020年的6,390亿美元。此外，该次区域在传染病控制、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减缓气候变化影响等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CAREC和SASEC国家虽然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但也正通过加强海关合作、协调边境口岸通关程序和改善过境点基础设施等举措，努力解决贸易成本高和边境延误等制约因素。在这三个次区域，通过推进跨境输电连接建设，加强了能源安全保障和可靠性。

最近，亚洲经济体纷纷作出举措，与其所在次区域以外的其他经济体合作，共同探索经济机遇。印度的“东进政策”（Act East Policy）是其20世纪90年代初推行的“东向政策”（Look East Policy）的升级版，旨在加强东南亚与印度东北地区之间的互联互通和贸易联系，打开印度发展旅游业、引进外国投资、向东南亚出口自然资源的门户。此外，南亚和东南亚经济体也在努力加强两个次区域之间的海上和数字互联互通。

除了交通运输和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的合作外，亚洲经济体还努力签订了多项贸易和投资协定，采取了各种贸易便利化措施，并积极分享最佳实践。《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贸易协定，覆盖东盟、澳大利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日本、韩国和新西兰，即将于2022年1月开始生效。2018年签署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是另一项覆盖亚洲和其他地区经济体的巨型自由贸易协定。

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合作不止于邻的重要性。

通过将合作扩展到其他次区域或地区，亚洲经济体能够开拓更多的市场，特别是在全球经济衰退时期，国内、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市场需求对保持经济增长至关重要。通过扩大低价投入来源，可以构建更有效的区域价值链。经济走廊能够降低运输成本，是重要的增长点，可以扩展到整个地区。

次区域之间的贸易、投资及劳动力流动也有助于减少亚洲地区的不平等。通过分享经验和最佳实践，领先的经济体能够帮助本地区的其他经济体履行其对全球公约、目标和标准作出的承诺，如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世界海关组织《经修正的京都公约》、《巴黎协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的承诺。

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合作不止于邻的重要性。扩大合作不但可以促进食品和医疗用品（包括疫苗）的流通，帮助恢复区域价值链的活力，还可以通过加强卫生监测与监督合作、统一防疫卫生规定等方式，促进旅游业复苏。

次区域之间的合作不但能够促进更加开放的区域主义，对亚洲地区大有裨益，还能够促进和平与稳定，对确保区域持续增长和发展至关重要。

既然扩大合作可能带来诸多益处，亚洲经济体应积极探讨研究。但是，要将次区域之间的合作正式化，可能具有挑战性。出于各种经济和政治原因，国家集团或非单一民族国家对是否正式开展这种合作举棋不定。参与合作的经济体和次区域必须坚信，扩大合作可以给各方带来净经济效益。信任是关键。

尽管存在诸多挑战，亚洲经济体仍可努力将合作扩展到其他次区域和地区。首先，不同次区域计划的成员可以一起进行对话和经验分享，确定最能通过合作获益的领域。这可能包括旅游、卫生、中小企业贸易、数字贸易和移民等领域，即需要重点关注以帮助经济体实现疫后复苏的领域。

此外，需要鼓励亚洲经济体对次区域之间合作所带来的效益进行评估，因为这将为寻求合作提供有力的证明。

在今后数年里，亚洲经济体要以更加开放和积极的姿态，克服经济和政治障碍，将合作扩展到其他次区域和地区，抓住机遇推动经济复苏，建设更具韧性、更繁荣、更和平的亚洲。

作者：亚行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局区域合作组经济学家威廉明娜·帕斯（Wilhelmina Pa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