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污染：亚洲河流“含药量”严重超标
为加深对亚洲河流药物污染问题的认识，水处理系统需要利用新技术，并采取其他措施。
一条条河流穿城而过。假设我们对其中的咖啡因含量加以监测，可能会发现咖啡因浓度在每天早上达到峰值。咖啡因，同我们每天摄入的许多其他化合物一样，并不能被人体完全吸收，而是经肾脏过滤后排出体外，最终通过污水系统进入河流。
城镇地区消耗掉种类数量繁多的药物及个人护理品。这些所谓“活性药物成分”的最终归宿是河流生态系统。河流生态系统对生物多样性、渔业、农业灌溉、娱乐和饮用水供应起支撑作用。
有几项研究重点指出，活性药物成分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均具有潜在的慢性危害。在河系中检测到的大部分活性药物成分是抗菌化合物，常用于治疗人畜细菌性、真菌性或病毒性感染。
此类化学物质使用范围极广，但却处于监管“盲区”，是耐药病原体（“超级细菌”）产生抗菌素耐药性的罪魁祸首。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抗菌素耐药性是人类面临的十大全球公共卫生威胁之一。其他常用作抗组胺、抗炎、抗抑郁和兴奋剂的化学物质，也普遍存在于淡水系统中。
除抗菌素耐药性外，多项研究还有力证明，长期接触此类化学物质将对水生动物的内分泌系统产生一系列不良影响，包括“性情大变”、雄性鱼类和无脊椎动物“雌性化”，甚至可能致癌。一旦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物种难以繁殖，势必会严重阻碍渔业发展。
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亚洲其他经济体普遍缺乏对淡水系统药物含量的深入研究。近期，研究人员在巴基斯坦拉合尔和印度德里的河流中都检测出了浓度非常高的活性药物成分，其中一些样本的平均浓度已高达每升200微克左右。
考虑到不同药物间可能相互作用使药效增强，上述浓度水平已远超安全限值。一般而言，活性药物成分浓度升高与未经处理的污水，尤其是医院、诊所和制药厂等卫生相关机构排放的污水脱不了干系。
可预测的是，当一个低收入经济体逐渐走向富裕，其水中药物浓度有升高的风险。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中低收入经济体河流的活性药物成分浓度值似乎最高。在这些经济体，一方面，污水处理基础设施通常较差，而另一方面，所获得的药物数量较多且往往不受监管，医疗机构的数量也多于低收入经济体。
在中高收入经济体以及高收入经济体，随着药物使用量的增加，水处理基础设施相应会有所改善，从而部分去除水中残留的药物。可预测的是，当一个低收入经济体逐渐走向富裕，其水中药物浓度有升高的风险。
活性药物成分只揭开了河流化学污染的冰山一角。而且，由于我们对不同分子间的潜在相互作用知之不多，累积效应有可能严重得多。
水质标准，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水质标准，仍然过分看重诸如浊度、水温、含氧量以及一些其他无机物和有机物含量之类的“传统”参数。虽然遵守这些参数限值可以确保不对河流生态系统及依赖于此的周边社区造成“急性损害”，但尚无法从慢性暴露中识别出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而这些负面效应或对未来造成严重影响。
为了减轻“超级细菌”等全球性风险，务必对废弃物处理厂进行现代化改造，利用能够捕获药用化合物及微塑料等新型污染物的创新技术。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凭借广泛使用的技术实施环境监测战略，在确定高风险领域后优先采取整改措施。目前，亚洲开发银行正在更新其环境和社会政策，从中就考虑到了这一点，旨在所支持的项目中纳入对引发新关切的污染物的评估。
政策更新工作应与水处理系统新技术的应用齐头并进。此外，还需在更广范围内开展污染物评估，提供相应的能力支持，以加深对问题严重程度的认识。这有助于确保为子孙后代留下既清洁又健康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