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多国关闭其边境，而旅客和务工人员流动的突然中断对部分经济体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凸显了边境点对于经济的重要性，它为货物和人员的跨境流动提供了便利。这些关键的基础设施对跨境乃至更广泛的经济具有重大的溢出效应。

那么，如何在整个经济中体现改善边境口岸的效益？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进行投资，就会创造就业机会，工人会获得更高的收入，他们的支出也会更多。然后，供应商看到需求增加，会招募更多工人，并寻找投入来源以满足新增需求。当供应商的工人也开始购买更多商品和服务时，这种波纹效应会变得更加显著。这些属于间接影响。

这种波纹效应只有在允许货物和人员跨境流动时才能实现。当投资靠近边境点时，溢出效应尤为明显。人们可以在欧盟中找到大量体现这种溢出效应的范例，欧盟的跨境成本很低，而整体经济均因此受益。 

溢出效应的程度取决于各种因素，其中包括邻国是否进行了充分的准备，通过为不断增长的投入和劳动力需求服务而从投资中获益。

依据欧盟的经验，边境口岸溢出效应在各国和劳动力类型之间分布并不均衡。就欧盟国家而言，高技能和中等技能劳动力受到的影响最大，而低技能劳动力主要分布在欧盟以外地区，因为那里的工资较低。

亚洲对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由来已久。例如，亚洲开发银行（亚行）计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和蒙古国（蒙古）边境的内蒙古一侧开展一项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该投资计划旨在改善边境口岸，其部分目的是使蒙古从投资中受益。该投资的直接效益包括在边境城市（如二连浩特经济区）为蒙古带来1,300个工作机会。 

溢出效应包括增加就业机会，促进边境地区蒙古一侧的经济增长，增加当地家庭的收入，以帮助其获得医疗、教育和其他必需品。然后，这将促使供应商扩大生产，以满足更高的需求。根据我们的研究，这可使产出增加40%，并使就业增加一倍以上。

为充分实现边境投资机会的直接和间接效益，相邻的受益国必须为吸收这些效益做好准备。

尽管听起来不错，但要注意的是，所有这些都假设蒙古可以在国内满足所有对商品和服务的额外需求，以从该投资中充分受益。然而，这种假设很容易受到质疑。实际上，由于国内供应有限，蒙古可能不得不从其他国家寻找投入来源。

由于蒙古严重依赖中国和俄罗斯联邦等邻国的进出口，预期的经济增长可能会随着蒙古进口所需物资而流失。蒙古部分经济部门的投入中有很大一部分依赖进口——采矿、运输和建筑行业超过40%的投入源于进口。

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的额外收入将花费在国外，额外的就业机会将在国外实现——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可能性最大。同样的分析表明，内蒙古项目对蒙古的间接溢出效益可能要低得多，总产值增幅减少4%，就业增幅减少9%。

接收地区有能力将溢出效益最大化的一个示例是大湄公河地区，当项目连接大城市时，所创造的效益最高。例如，南部走廊较短的一侧长约900公里，连接了曼谷、胡志明市和金边三个大经济体，具有更好的吸收能力来满足对投入和劳动力的新需求。

这种成功可以在蒙古与中国接壤的边境上复制，为此，政策制定者应考虑对运输和仓储基础设施进行公共投资，为物流运营商和供应商提供支持。令人鼓舞的是，在与二连浩特经济区相对的扎门乌德（Zamyn-Uud）经济区，亚行正在与蒙古合作开展物流设施现代化建设工作。该经济区是蒙古与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地区贸易的主要门户。

尽管取得了这些进步，但蒙古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仍然是一个瓶颈，需要通过与邻国匹配所需的技能类型和水平来解决。

另一个重要结论是，一个国家的投资项目能在多大程度上给邻国带来效益，也取决于邻国的吸收能力。收益并非自动产生的。即使项目的设计目的是使另一个国家受益，但并不一定能使效益最大化。 

为了充分实现边境投资机会的直接和间接效益，相邻的受益国必须做好准备，通过发展本国的投入市场和人力资本来吸收这些效益。而基础设施的制约、投入物资的季节性以及存储能力较差会增加建立可靠供应链的难度。

作者：亚洲开发银行东亚局局长办公室主任经济学家荻原景子(Akiko Terada-Hagiwa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