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应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技能发展和培训之路

亚洲发展中国家必须举创新之力,改进技术技能培训工作。图片来源:皮特·赖特(Gerald Wright)
亚洲发展中国家必须举创新之力,改进技术技能培训工作。图片来源:皮特·赖特(Gerald Wright)

By Sungsup Ra, Ryotaro Hayashi

在构建职业技术培训体系时,欠发达国家不必非得效仿富裕国家。

疫情期间,各国一直在想方设法培养和稳定包括建筑工人在内的技能劳动者队伍,以支撑经济发展。许多国家依赖外国技术工人来填补技能型人才缺口。但由于疫情形势日益严峻,大量外国技术工人纷纷回国。此外,旅游业和酒店业大举裁员,各国青年失业率飙升。

为了缓解用工荒,鼓励经济复苏,甚至保障国家安全,各国政府对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寄予厚望。尽管如此,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仍面临社会污名化、经验丰富的教师数量短缺、业内合作不足等一系列问题,难以满足政府的期望。如何填补用工缺口是面临的一大挑战。

哈巍、杨钋和崔英燮(Youngsup Choi)撰写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在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领域,国际良好做法大多来自于具有悠久技术培训传统的国家,可能并不适合亚太及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而应用此类良好做法所需的能力,则要花长时间养成。

以技能行业委员会为例。委员会由业内代表和专家组成,通常被视为了解行业用工需求的标准渠道。亚太地区也屡屡尝试成立类似机构。但事实证明,对一些国家和行业而言,这绝非易事。

诸如此类由业内代表组成的机构设置往往在欧洲国家成熟的行业中行之有效。在欧洲等地,同业公会与业内机构之间的关系已经长达数百年之久。因而,这类机构自然能够逐步发展壮大。

相形之下,并非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强大的行业基础来为本国必要的技能需求大声疾呼,而不只是局限在企业的需求层面上。这一点在新兴技术领域尤为明显。

即使没有此类机构设置,幸好还能另辟蹊径。比如,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韩国政府聘请了200名专家,负责确定职业培训课程的范围和科目。这些专家主要来自大学和技校。

其中,每种职业指派三名以上的专家,且至少有一名具有业内经验的专家负责制定培训标准。20世纪60年代,此举帮助韩国政府提高了技术人员在就业总人口中的比重。

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劳动部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指导下,主持开展了特别针对城镇地区国有企业的技能协调和预测工作。近年来,地方政府在评估各行各业技能需求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1994年设立的苏州工业园区堪称经济开发区的成功典范。苏州工业园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经政府授权创办,在园区内企业的劳动力需求评估、培训、招聘和就业支持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并非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强大的行业基础为本国必要的技能需求大声疾呼。

另一种方案是已在多个高度发达国家投入使用的国家资格认证综合框架。但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可能不是很有必要。诚然,资格认证确实有助于确保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毕业生获得社会认可,国家资格认证综合框架也无疑能帮助解决不同培训课程间鱼龙混杂和缺乏一致性等乱象。

然而,要制定和维护此类框架,需要国家不仅具有较高的技术和机构能力,还要拥有丰富的资源。即便没有上述综合框架,也值得推出新的职业资格认证,以便灵活满足层出不穷、日新月异的各种需求。

事实上,中韩两国都是在无国家资格认证综合框架的情况下,发展本国职业资格认证体系的。对于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的政策制定者和教师队伍而言,这是一个充满艰辛的试错过程。但出于广大学生和求职者的切身利益考虑,又是开发优质职业课程的必由之路。

为关键行业培养足够数量的技能劳动者,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但可以根据各国独特的发展历程和能力,在利用现有资源的同时,采取更务实、更灵活的方法达成。发展中国家可通过南南合作或与国情相似的国家开展区域合作,进一步加强学习借鉴,摸索出适合本国的解决方案。

中国有句古老的谚语“摸着石头过河”,意思是走一步看一步,稳妥了再迈下一步。亚太国家在寻找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的替代方法时,不妨采取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引领本国经济复苏和发展迈向新阶段。

作者:亚洲开发银行南亚局人类和社会发展部部长罗成燮(Sungsup Ra)亚洲开发银行南亚局社会部门经济学家林亮太郎(Ryotaro Haya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