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处的时刻史所罕见。几十年来，政策制定者们首次考虑“竭尽所能”的政策决定，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挽救生命。世界各国的封锁举措成了规模空前的社会实验。虽然封锁无疑会导致诸多附带的社会经济损失，但这一举措也显著改善了空气质量，一些城市居民有生以来第一次呼吸到清洁空气。

例如，印度德里最显著的改善之一是：在实施封锁举措仅四天后，空气质量便提高了50%。在过去几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气质量也有了显著提高，有人甚至认为因空气质量糟糕而早逝的人数超过了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另一项研究估计，在封锁期间，欧洲因空气污染致死的人数减少了1.1万。

此外，研究表明，空气污染与新冠病毒感染之间存在显著关联，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封锁有利于降低感染的严重程度。当人暴露于被污染的空气中时，气道会受损，进而导致抵抗侵入性冠状病毒感染的能力被削弱。这对疫情防控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采取严厉的政策行动，严肃对待空气质量问题。

疫情让我们明白，健康的空气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需品”。全球生活在空气不健康地区的人口中，有92%以上都在亚洲，对于这些人来说尤其如此。

在封锁期间，许多亚洲城市的空气变得清洁了，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现在就开始改变。

一些数字触目惊心。2017年，近500万人因长期暴露于室内外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在所有健康风险中，空气污染已成为第五大致死原因。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真正采取“竭尽所能”的政策手段来解决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健康空气既是公共产品，也是需要保护的权利。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国家和城市的政府需要考虑采取以下关键行动：

• 基于近来空气清洁的状况，提高对空气质量的政治意愿和公众需求，使疫情期间的优质空气成为新常态。封锁实践已经表明，本地区的空气质量有望改善，政府可利用这一经验，促进空气质量的好转。最近一项调查发现，大约85%的印度人希望实施更严格的法律和/或严格执行空气质量法规。提高人们对健康效益的认识，以及促进人们思考最近空气质量好转对自身健康福祉的积极影响，将有助于在治理空气污染问题上获得必要的政治及公众支持。 

• 利用封锁期间获得的信息，了解待解决的空气污染问题的关键源头。有趣的是，封锁对空气污染产生影响的方式因国家及城市不同而各异。在空气质量有所改善的城市，交通可能是主要因素，但不能一概而论，其他主要来源还包括工业及发电等。在疫情暴发之前，很难有足够的证据来帮助决策者理解政策措施需要指向何处。对于有监测数据的决策者，封锁期间出现的任何变化都有助于排放清单和污染源解析研究。即使没有监测数据，封锁举措的影响也可能显而易见，政府可以此为出发点，尝试确定最有效的政策措施。

• 利用当前势头，制定清洁空气行动计划，让包括卫生部门在内的多方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实行有效的跨部门政策举措是治理空气污染的第一阶段，如果没有此类政策，各部门就无法获得拨款。目前还没有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国家及城市应优先制定此类计划，以确保将监管改善等必要行动纳入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

• 快速采取支持清洁交通模式的政策。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保持社交距离可能存在困难，但政府仍需继续保障公交系统的安全性，以免乘客数量下降。另一方面，为解决私家车使用量增加的问题，政府应采取征收交通拥堵费等措施，抑制人们购买和使用卡车、轿车和摩托车，同时加快替换清洁车辆和燃料。通过鼓励员工在家办公，私营企业也可发挥重要作用。但在新冠疫情期间，许多没有私人交通工具的家庭要步行或骑车抵达目的地，这种出行方式需要有安全保障，并且易于获得。然而发展中国家通常这两点都不具备。既然需求大且效益明显，城市规划者可以设计行人空间和绿色植被走廊，增加便于使用的步道和自行车道。

• 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和节能增效措施，使其成为经济复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经济刺激方案必须支持提高空气质量、实现绿色复苏的政策措施，避免鼓励使用化石燃料和发展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遗憾的是，今年6月份报告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逼近疫情暴发前的水平。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的效果立竿见影，而通过加强排放监管、支持私营企业和家庭安装可再生能源发电装置和采取能效措施，可以创造绿色就业岗位。

在封锁期间，许多亚洲城市的空气变得清洁了，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现在就开始改变。

但同时，这些改善很容易功亏一篑，因此必须确保经济刺激方案不支持“又快又脏”的疫后复苏，否则空气污染会更甚以往，在现在和将来，甚至会危及更多人的生命健康。  

作者：亚行南亚局高级环境专家艾玛·马斯登（Emma Marsden）；亚行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局知识共享与服务主任专家苏珊·罗斯（Susann Ro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