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碳指经济体向温室气体排放量低、可减少气候变化影响的能源转型的过程。

脱碳之所以重要，除增进地球及地球万物的福祉外，还在于国家竞争力往往取决于一国向低碳技术应用转型的程度。究其原因，脱碳不仅仅出于环境关切，还越来越受到经济因素的驱动。总体而言，低碳技术（核聚变、波力发电和绿氢等技术不在此列）的成本较之其他技术正持续走低。

这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战略和政策具有深远影响。哪个国家适应得最好，就有可能在全球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拖累脱碳转型进程的因素通常包括：制度惰性、监管不力、规划方面的不确定性、风险厌恶、对不同技术经济意义的了解不够与时俱进、长期合同锁定碳密集型技术、垄断势力阻碍具有竞争力的市场力量进入。

脱碳战略需要考虑如何让各种技术协同发力。有些技术的成本低得惊人，有些则不然。例如，目前，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变可再生能源的成本较低，而对能在无风吹、无日照时段全程“救场”的储能技术来说，其成本曲线仍有待下降。

如果只用电化学储能技术储存几个小时的电能，成本已经够低了，但若覆盖可变可再生能源无法发电的整个时段，成本依然居高不下。为此，中长期储能技术，如绿氢、熔盐储热、压缩空气储能、抽水蓄能及其他重力储能技术，需要进一步降低成本。

因此，投资规划决策必须权衡考虑现行不同技术的复杂程度和成本。

要想加快脱碳进程，各国不妨：一是，加入国际气候协定，认可经济各部门在脱碳过程中的不同应对举措；二是，获取低成本融资。

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协定可大有作为，因为其要求各国作出脱碳承诺。在某些情况下，正是有了对国际共同利益的承诺，才推动着国家采取行动，解决原本是本国才有的障碍。

如何保持国家利益与国际共同利益的一致性？这个政治问题可能相当复杂，需要各国政府妥善处理。

各国的脱碳计划要体现出各经济部门间的巨大差异。正如在脱碳过程中不同技术的成本下降速度不一，不同行业的脱碳潜力也截然不同。比如说，能源行业的脱碳进程领先于交通运输行业，而交通运输行业又领先于农业。

若一个行业的脱碳进程取决于另一个行业的脱碳节奏，脱碳计划则还需反映日益普遍的“行业耦合”现象。以电动汽车行业为例。其脱碳程度越深，为其提供动力的发电行业也要随之深度脱碳。同理，电动汽车行业催生用电需求，有利于脱碳发电形成规模经济，进而加速扩大脱碳发电规模。显然，这两种趋势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与之配套的适当政策会起到加快脱碳进程的作用。

各国既要有低成本气候融资渠道（如绿色气候基金和气候投资基金），又要有协调配合的战略，最大限度地将此类融资用在刀刃上。有些低碳技术尚不可行，原因不外乎其成本尚未降至最低点，或面临特定风险（如作为某国第一个应用该项技术的项目），抑或受制于某些制度障碍。在此情况下，低成本气候融资可相应解决技术可行性问题。

成本较低的“优惠”融资能够降低脱碳技术的成本。因此，当国家面临不同碳密集程度的技术抉择时，可施加一定影响，使其更倾向于选用脱碳技术。

所谓“颠覆性技术”，即改变其所在行业或部门格局的技术。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技术成本降至某价格点（“临界点”）以下的时间相关。当低于此临界点后，技术的传播速度就会变得非常快。太阳能光伏和手机就是很好的例子。

临界点是脱碳进程的重中之重，因为临界点在能源行业和交通运输行业的技术中越来越普遍，而这两大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比很高。关于何时到达临界点的预测，对于大多数基础设施工程所需的长期投资和规划决策具有重要意义。但囿于预测的本质，难度不小。

因此，尽量了解和认识技术发展及日新月异的经济因素变得至关重要。

一般来说，拥有国际经验的私营部门在这方面要比公共部门更为擅长。原因很简单。某些国家更早兴起技术颠覆，而私营部门比公共部门更有可能进入一系列国家获得经验（国际经验丰富的公共部门属于例外。但这种情况相对少见）。